校园丨贺越明：舞曲，激发迟到的“青春”
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，也是一段激情飞扬的岁月。
进入复旦大学的第二年，亦即1979年年初，伴随着政治、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，“文革”中被“革”掉的文娱活动，又悄然回到人们的生活中。这时，电视上出现了在晚会上跳“交谊舞”的画面，一些机关和文艺团体也率先举办舞会。风气一开，吹皱了复旦大学校园的“一池春水”。
“文革”后首次全校性周末舞会，是那年2月22日举行的。这之前，校团委和学生会还专门举办了各系学生干部速成班，五六十人在校园东南角乒乓房二楼，随着《青年友谊圆舞曲》的节奏学跳“交谊舞”，准备在舞会上起表率作用。不过，这些“领先一步”的学生干部，后来大都有临阵怯场之嫌。
那天是周五，因为看到举行舞会的布告，许多本应归家的本地学生也不回去了。乒乓房里，彩带高悬，灯火通明，几张乒乓球枱早被收了起来。闻讯而来的学生大约有四、五百人，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。当第一支舞曲响起时，只有三、四对男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进场翩翩起舞。
一曲终了，掌声四起，对这仅有的几位勇敢者给以鼓励。稍后赶到的外文系德裔女教师汪小玲挤进人群，立马脱去绿绒大衣，就近拉起一个学生转起圈来。在舞蹈的节拍中，她那胖胖的身躯一下子变得那么灵巧和活泼，看上去仿佛年轻了20岁。
舞曲终止后，她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珠，对身边的学生自豪地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跳舞是得过奖的。”音乐再度响起时，她一再向一些旁观的女生招呼：“来呀，来呀！”可是，当时会跳舞的男生寥若晨星，让这些女生和谁上场搭档“交谊”呢？
尽管这位德国老太太笑咪咪地再三动员，第一次舞会实在是观者如堵，舞者寥寥。随后的几次，情形也大同小异。
舞场上最活跃也最引人注目的，主要是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生，像来自楚天的中文系男生李辉，本来就是校文工团的成员，对跳舞之道驾轻就熟；而他的女同学汪澜和陈丹红，能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韵律舞，跳“交谊舞”就不在话下了。
复旦大学舞蹈队时的李辉（右）。
此外，那就是人数可观的外文系女生了，其中颇有几位逢舞必跳的“舞星”。至于外文系的男生，最初的普及程度远不及女生，倒是有人喜好在寝室里绘声绘色地评述舞会见闻，还每每借用“Wall-Flower”（墙花）这个英文词，刻薄地形容那些在舞会上难得被邀舞的女生。
记得当初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，有位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邻居老伯对我说：“新闻系好呀！侬阿晓得，过去复旦顶活跃的就是外文系的女生和新闻系的男生。为啥？喏，外文系的女生又漂亮，又会白相；新闻系的男生呢，整天背只照相机跑来跑去，交关潇洒！”他这几句陈年观感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可是，入学一年，想想这位老校友的话，觉得他讲的外文系女生还有几分道理，但对照自己和周围的同学，感到他关于新闻系男生的话则大谬不然，至少是过时的“老皇历”了。
也难怪，历史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，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，很多人考上时已过“而立之年”。不光七七级是这样，七八和七九级亦是如此，这个年龄格局直到八零级才有所改变。于是，前三届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的共性，成为校园里的新“老三届”。文科似乎比理科明显，我所在的新闻系尤为突出。
入学报到那天，新闻系77级全班的平均年龄是29岁半。有的同学，自己开始念大学，儿子倒要上初中了；还有个别已婚的本地同学，经常下了课就回家，寝室里的床位形同虚设。如此这般，新闻系男生在整体上就不太可能“交关潇洒”了。到舞风渐起时，去舞会上看的不少，而上场跳的却绝无仅有。
不仅如此，有个年岁较长的同学，观舞归来还骂骂咧咧：“男男女女，搂搂抱抱的，像什么样子！”不过，骂归骂，这位仁兄有一天被人发现，他居然利用室友们全都外出的空档，抱着一张靠背椅子作原地旋转。可见，形势真是比人强！
好几位男同学在舞场上看得心痒痒，开始在狭小的寝室里成双作对，猛练“一、二、三”基本功，打算有朝一日大显身手。练的时候，尽管是一个走男步，一个跳女步，但在旁人眼里，很容易看成是两个男生揪在一起打架。好在当时尚无“同性恋”一说，还不至于引发更多的联想。后来，请到已入堂奥的女同学上门辅导，才基本结束了这种操练似的同性“交谊舞”学步。
舞会，本是一个释放青春活力之地，其间难免裹挟着心灵的骚动和激情的宣泄。就在那次全校性周末舞会过后不久，校园“南京路”上中文系的黑板报上，刊出了署名“东聿”的一首《大学生情歌》，呼吁姑娘们在舞会上“大胆一些，再大胆一些”。那气魄，那暧昧，比之若干年后传唱大江南北的“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呀”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！
才上任不久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夏征农看到后，当即在校团委主办的“复旦青年”黑板报上贴出一张大字报，列出四点看法，质疑“这种情调是否健康？”一石激起千层浪！顿时，黑板报长廊上掀起了“笔战”，抨击和挖苦“东聿”之诗者有之，大力辩护和反唇相讥者亦有之，并未视校领导的意见为是非标准。其时“大批判”余温犹在，双方不免“上纲上线”，如指责对方是“江青”、“赵七爷”，等等，逐渐流于意气之争了。
新闻系参与这场黑板报“笔战”的，是一首署名“孙翁”的打油诗，大意是：农民在田地劳作，工人在车间大干，士兵在战场流血，学子岂能不珍惜大好时光，却孜孜于舞榭耕耘？这一发问很尖锐，因为其时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硝烟尚未散去，前线天天都有流血、牺牲，但诗的内容当天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。
谁知，过了一天，一张小字报贴在诗的旁边，曰：“据查，孙翁者，新闻系二年级儒生某某某也。已婚，得二子，男女各一，乃当世最美满者，故有不复‘耕耘’之意矣。”末了，还点评一句：“此乃情操高尚之士也！”
这张令人发噱的小字报一出，校园为之轰动！那天中午，从文科楼下课回寝室，走在“南京路”上，只见新闻系的黑板报前人头簇簇，都是挤着看这张小字报的，而且看过后无不发出呵呵的笑声。
实际上，“孙翁”是班上两个同学各取其姓的署名，但因为被点名披露的是其中一人的“隐私”，该同学自然气得七窍生烟。他略作考证，小字报署名“佟苍”，乃沪语谐音“同窗”，显系同班同学所为，便当即命笔，写下四言绝句：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；佟苍跳舞，心系姑娘。”他要以对仗工整的箴言，一针见血地揭露“佟苍”们的“司马昭之心”，让女生们皆知并提高警惕。
可是，不知是被闻讯赶来的辅导员劝阻还是另有缘故，这首用于反击的小诗最终没有公诸于众。但这位儒生一连几天都眉头紧锁，对同学的招呼不理不睬，对那位向他道歉的室友更是没有好脸色。而“孙翁”中的另一位，则若无其事，一如往常。当然，“佟苍”的这个玩笑是开大了，辅导员在班会上作了语气严厉的批评。
这场“诗歌的风波”，自然引起了校领导的关注。3月17日下午，时年七十有五的夏征农邀集校系两级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，约30人在党委办公室座谈，围绕着黑板报上的“笔战”阐述了系统的意见。他对《大学生情歌》再度明确表态：“我认为那首诗是不健康的，但不是反对跳舞和恋爱，恋爱是禁不了的。”
夏老是一派文人气质，所谈的话题虽严肃，但声调不高，语气温文：“打球、唱歌、跳舞是个人爱好，不能强加于人。学生可以组织各种活动，包括跳舞，但不能说不跳舞是‘封建主义’，跳舞是‘社会主义’；有些甚至把有看法的同学说成是结了婚才不跳舞的，这很不好。”话到此处，就把批评的对象从中文系转到新闻系了。
他还很严肃地说：“黑板报一定要好好地抓一下，把校风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。有不同意见可以商讨，不能采取对付敌人的办法。你认为诗是正确的，可以讲道理嘛。有些现象是不正常的。不是小学生，是大学生了，怎么能随便骂人呢？希望黑板报能在促进学生的学习上起到一些良好的作用……”
座谈会后，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及辅导员老师分头做了工作，一场由跳舞而引发的“诗歌的风波”终于平息，而举办舞会则获得了肯定，从此成为全校最普遍的文娱活动，更多的同学冲出寝室，步入舞场。
不久，热情奔放的“迪斯科”登堂入室，传统的“交谊舞”反而渐渐成了舞会上可有可无的点缀；乒乓房的容量仅能用作系一级舞会，全校性的舞会则移往更宽敞的中央食堂二楼；再后来，一到周末，校园里有几处同时举行舞会，跳舞成了“赶场子”的文娱活动……
那一年，我在课余担任校报记者，也列席了那次座谈会，并作了报道，所以迄今还能借助采访本，翻查到夏老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。
其实，从那以后，每当悠扬的舞曲响起之时，我总会禁不住想起当年因舞会而起的风波，想起“东聿”、“孙翁”和“佟苍”，想起在座谈会上对学生干部娓娓而谈的夏老。“东聿”是何人，我从未打听过，中文系那一届同学想必还记得；在北京工作的“舞王”李辉已是著名的文史作家，“舞星”汪澜和那位“佟苍”在上海同一报社任副总编辑，另一位“舞星”早年去了美国，“孙翁”中的一位，退休前是沪上一家晚报副总编辑，而另一位被称为“儒生”的，担任过沿海某市机关报总编辑，至于偷偷抱着靠背椅子作原地旋转的仁兄，是先后驻黑龙江、广东的新华社资深记者，夏征农则曾任分管文教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，退居二线后，还担纲《辞海》主编、上海市文联主席、社联主席等职，2008年10月4日，以105岁的高龄走完了“半是战士半书生”的一生。
（原载北京《博览群书》月刊2009年第4期，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，配图部分来自网络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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